在这种情况下，1936年7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关于加强国防和对日政策上的态度，自然也就更加明朗了。会议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宣告成立国防会议，以蒋介石为议长，汪精卫为副议长，阎锡山、冯玉祥、程潜、朱培德、唐生智、孔祥熙、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张学良、宋哲元、杨虎城、傅作义、余汉谋等30人为国防会议成员。蒋介石明确宣布说：国防会议的任务，就是希望各地方的军事当局能够共同一致，来中央参加讨论，对于国防上的各项决议和办法彻底明了。一旦发生事变，也可以团结一致，共同负责来抵御外侮。
蒋介石代表主席团在会上所作的报告，再度具体解释了中国在对日本入侵问题上妥协让步的最后底线，那就是让到“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为止，再不能退让了。他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损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协定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从去年十一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为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的牺牲。所谓我们的最低限度，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