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日内瓦学派的主将，乔治·普莱的思想是最具代表性的，撒拉尔·拉沃尔富有见解地指出，从日内瓦学派的先驱马塞尔·雷蒙和阿尔伯特·贝京到乔治·普莱，再到希利斯·米勒，“日内瓦学派的理论形成了一个特定的不断发展的历史模式……直到乔治·普莱现象学批评理论才真正具有哲学意义”。[9]普莱最著名的著作有：《人文时代的研究》（1949年）、《循环变形论》（1961年）、《普鲁斯特小说的空间》（1963年）、《浪漫神话学三论》（1966年）、《波德莱尔论》（1969年）和《批评的意识》（1971年）等。普莱反对浪漫主义文学批评，拒绝对文学作品作出哲学判断，他彻底斩断了日内瓦学派与形式主义和历史主义方法相联系的最后的纽带，首创了文学批评中的经验的分析坐标系。他在《阅读现象学》一书中明确倡导“意识批评”，并较为成功地用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分析作品的存在与阅读活动。普莱认为作品是一种充满了作家意识的意向性客体或准主体，阅读就是在读者头脑中重现作品中的作家意识。在《批评的意识》一书中，他区分了文学作品中的三种认识论。其一是现象学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使作品中的意识因素和客观形式融为一体，客观形式既显示它又遮蔽它。因此批评应“从主体出发，穿过客体，再回到主体”。[10]其二是笛卡儿式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使“意识通过超越意识中反映的一切而向自己显示自己”。[11]他认为这是文学作品中一个更高的层面。其三是类似于禅宗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使意识空无所有，无所指向，意识只是纯意识而已。普莱认为这是文学作品中最高的意识层面。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前两种认识论都是现象学认识论，不同仅在于前者是早期胡塞尔的新实在论现象学认识论，后者则是晚期胡塞尔的唯心主义现象学认识论。普莱也同意让·罗塞的现象学方法，认为应该“深入作品的内在核心，从对明确安排的客观因素的感知到内在于作品之中的特定的统一意志，仿佛自行显现的特定的统一意志具有一种意向性的意识、能确定其自身的位置”。[12]普莱在文学批评实践中真正贯彻了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从而真正形成了风行一时的日内瓦学派，但是有趣的是，普菜在给希利斯·米勒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却坚持认为自己是笛卡儿主义者。[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