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利斯朵夫这种健全的信心把安特莱感动了，可是不能使他下决心。他说：
“是的，也许……”
但他至此为止。象其余的人一样，他仿佛害上了不能有志愿不能有行动的软瘫病。
克利斯朵夫竭力想扫荡这种麻痹状态，那是他在大多数的法国朋友身上见到的；而奇怪的是他们尽管无精打采，却照旧不辞劳苦的，甚至于很兴奋的，忙着自己的工作。他在各个不同的中产社会里遇到的几乎全是牢骚满腹的人，厌恶秉政的当局跟他们腐败的思想，对于他们民族精神的受到污辱都觉得愤懑。而这并非个人的怨望，并非某些人或某个阶级被剥夺了政权与活动而发的牢骚，例如精力无处发泄的免职的公务员，或是躲在田庄上，象受伤的狮子般坐以待毙的贵族阶级的苦闷。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反抗，潜在的，深刻的，普遍的：在军队里，司法界里，大学里，办公室里，在政府的一切重要机构中间，到处都有这种情绪。可是他们毫无动作。他们先就灰心了，老说着：“无法可想，无法可想。”
于是他们战战兢兢的把自己的思想，谈话，回避着一切不愉快的事，努力在日常生活中找避难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