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明哪些是事实，哪些是权力的说教，哪些是庸俗者的卖弄，哪些是大嗓门的叫喊，以真相驱逐幻象与谎言，从后代的注视中获得荣誉感，这样的动机支撑着文学共和国的现实感：“事实最重要，事实不是别的，正是那些真实的存在。”[163]源于这样的现实感，现代早期的人在抛弃幻象与迷信后有力量把握确切的因果关系，语言与客体世界的统一成为可能，即福柯所谓的“词与物的统一”。
四、“我”或人的主体性
主体人格是现代知识体系的起点，涉及人对上帝、历史、自然、社会的独立判断，以及现代医学和心理学对于身体和精神的关怀。在神学时代的话语中，人的身体和精神是分离的，身体归属上帝管辖，精神活动是为救赎原罪。在信仰语境衰落时，身体和精神的融合仍旧困难，古代文本注疏学流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在经院哲学家诠释后排除了重新认识自然的必要性，只要遵循旧范就可以，不要有超越的雄心，人在古学与神学语境里没有独立的地位。病痛为身心合一提供了可能，但痛苦的感受仍会导向原罪论，与此同时，混沌疯狂的医学实践让精神备受压迫，走投无路时不得不回归救赎原罪的命定论。
在文学共和国里，主体人格首先要脱离古代规范的束缚，现实变化太快，古代的道理捉襟见肘，古今之争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16世纪，蒙田批判人性在文字世界的缺席，反思过分信仰古人、迷失自我的弊端，唤起现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