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6-5 2008—2016年30个省（市、自治区）就业弹性变化率及高铁弹性
图6-5数据显示，从就业弹性变化率来看，2008—2016年，高铁可达性改善程度“高”的一类地区中，湖北、江苏就业弹性由正转负，表明经济增长对就业的作用由吸入变为挤出；上海、陕西、山东、浙江、北京就业弹性为正，变化率为负，表明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纳能力减小；云南、河南、贵州就业弹性变化率为正，就业弹性增大。高铁可达性改善程度“中”的一类地区中，甘肃、江西就业弹性提高；其他地区就业弹性均降低，其中，湖南由正转负，表明经济增长对就业的作用由吸入变为挤出，安徽由负转正，表明经济增长对就业的作用由挤出变为吸入。高铁可达性改善程度“低”的一类地区中，宁夏、海南、天津就业弹性变化率为负，其中宁夏、海南就业弹性由负转正，表明经济增长对就业的作用由挤出变为吸入；天津就业弹性降低，表明经济增长对就业的作用减小；其他地区就业弹性均提高。三类地区就业弹性变化率均值分别为0.004、-1.598、8.638，第三类地区就业弹性变化幅度最大，第二类地区次之，第一类地区最低。
从地区就业弹性关于高铁可达性的弹性来看，2008—2016年，高铁可达性每提升1个单位，高铁可达性改善程度“高、中、低”的三类地区对应就业弹性分别平均变化0.049、-3.464、70.520个单位，表明第三类地区就业弹性对高铁可达性变化最敏感，第二类地区次之，第一类地区最不敏感，第二类地区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为挤出效应。高铁可达性改善程度较低的地区可以利用高速铁路发展较大幅度提升地区就业弹性，即提升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纳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