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说的“理道”即“治道”，同李翰《通典序》说的“经邦”“致用”是一致的。李翰自称“颇详旨趣，而为之序”，当是实话。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像杜佑这样明确地宣布，其历史撰述就是“征诸人事，将施有政”，为现实“理道”服务的，在他以前的史家中，几乎还不曾有过。从中国古代史学发展来看，杜佑以前的史家，主要是通过他们的历史撰述来反映客观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从而给人们提供丰富的历史借鉴。据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23]，但这只是孟子的说法；孔子是怎么讲的，人们并不清楚。而所谓“乱臣贼子惧”，主要也是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关系上来说的，还谈不到具有“经世”的意义。司马迁是伟大的史家，他撰《史记》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要“述往事，思来者”，设想和成就都是很高的，但他却宣布要把《史记》“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24]，也不是要用它来“经邦”“致用”。至于班固撰《汉书》，本是为了证明“汉绍尧运，以建帝业”[25]，格调就低得多了。陈寿著《三国志》，时人称为“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26]。其实，他着力宣扬的不过是皇权神授的思想和封建伦理观点，苍白的历史观和政治观决定了他不可能考虑“经邦”“致用”的问题。杜佑不赞成前人“多主于规谏而略于体要”[27]的撰述宗旨，把历史撰述跟“理道”直接联系起来，这是对史学作用认识的一个很重要的发展。当然，这绝不是说杜佑以前的历史撰述是脱离现实，不为现实服务的。恰恰相反，《春秋》以下的任何一部史书，都是和现实有密切联系的，都是在一定程度上为现实服务的，而且在有些方面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例如，西汉初年的政治家、思想家、历史家在总结秦亡汉兴的历史经验方面，唐初的政治家、思想家、历史家在总结隋亡唐兴的历史经验方面，都有比较深刻、系统的见解；《史记》《隋书》分别集中了这方面的成果，特别是《隋书》总结的历史经验，对于唐太宗贞观年间的政治是有直接的影响的[28]。杜预说孔子作《春秋》，“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29]；司马迁“述往事，思来者”；唐初李渊《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说“多识前古，贻鉴将来”[30]；等等，都包含着要以史学为现实和将来服务的思想。这样的例子在史学上是很多的。那么，杜佑在把史学和现实直接联系起来这个问题上，比起他的前辈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我以为至少有两个方面：（1）从认识的自觉程度来看。杜佑宣布他撰《通典》是“征诸人事，将施有政”，为“理道”服务，表明他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有较高的自觉性，这是中国古代史家对史学的社会作用之认识的一个飞跃。（2）从撰述的内容来看。杜佑对“术数之艺”“章句之学”，“文章之事，记问之学”，都没有很大兴趣。故《通典》一书“不录空言”，专事“探讨礼法刑政”；“事非经国礼法程制”者，不录。这样，《通典》在内容上就突破了“规谏”“劝诫”的窠臼，更讲求实际，其所叙历代典章制度，多与现实有直接联系。这是杜佑不同于他以前的史家的又一个重要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