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界往往把后现代理论解构现代化叙事的激进策略，与中国学人本应采取的政治立场及借助现代化浪潮达致民族振兴的态度勾连起来加以考虑，这并非没有道理。但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并没有注意到，后现代理论构架并非仅仅是一种反现代化的拙劣政治表态，实际上其理论内部包含着对现代化权力结构形成过程与霸权作用极为深刻的剖析与反思。因为中国一旦重新打开国门，就必然会陷入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网络秩序之中。在这一网络的包围与控制之下，中国显然不但要被迫适应和服从其权力支配格局之下的新趋势，而且更重要的是须尽力寻找出维护自身自主空间的有效途径。在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以强制性的手段希图重新建构中国本土文化和习惯，并极力把它纳入同质性的表达系统中时，后现代理论恰恰洞悉入微地审读了这种知识/权力运作的可怕机制。
特别是在社会史研究中，后现代理论对现代性叙事的解构过程更多反映出的是一种具体的分析方法，即通过深入解析现代性预设对历史研究的权力支配关系而最终使历史情境化。比如艾尔曼在对中国现代思想史叙事与今文学派关系的研究中，发现史学界总是把早期常州今文经学所面临的问题纳入晚清学术圈的改革情境之中。这样受现代化框架影响的直线发展解释将历史叙事安排成清楚的阶段，从康有为一直回溯到魏源和龚自珍，正好预示了对现代中国思想史的关键议题与重要人物有一些未经反省的假定。更重要的是，这一假定有可能正好遮蔽了18世纪今文经学派在当时历史情境下所面临和需要解决的真实问题。所以必须通过寻究常州今文经学派的家族渊源和地方关系，把思想史命题转化为一个地方空间的问题，以复原今文经学出现的地方史氛围。[2]很显然，这种叙述方式并不代表作者持有带明确意识形态色彩的反现代化立场，而是具体复原历史情境和问题意识的方法论策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理论完全可以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诠释资源。[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