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研究中，这样的问题确实一次又一次地呈现，但是它们仅仅是作为背景出现的，在这种背景下，现代和后现代的伦理思想继续发展着。这些问题被视为明确的后现代道德观形成的经验背景。从这种后现代伦理观的角度进行思考时，这些问题呈现的形式及其被赋予的重要性正是本书的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主旨是后现代视角本身。本书的主要观点是：当现代性到了自我批判、自我毁誉、自我拆除的阶段时（在这个过程中，“后现代性”就意味着掌握和转移），很多以前的伦理学理论（但不是现代的道德关怀）所遵循的路径，开始看上去像一条盲目的小径，同时，对道德现象进行激进、新颖理解的可能性之门被开启了。
对后现代作品和当前关于现代性的作品熟悉的任何读者都会注意到，关于伦理学上的后现代“革命”的解释是有争议的，绝不是只有一种可能性的解释。现在的一些学者经常把对“伦理学之死”、伦理学的美学替代物和伦理学的最终解放等的颂扬与道德的后现代途径联系起来。伦理学本身被诽谤或嘲弄为一种典型的、现在已被打碎的、注定要成为历史垃圾的现代束缚，这种束缚曾经被认为是必需的，而现在被明确地认为是多余的，也可以表达为另外一个错误的观念，即，后现代的人们没有它也能生活得很好。如果有人需要一个对“后现代伦理革命”进行如此解释的例子，他可以在吉里斯·里坡维特斯基最近出版的专著《责任的黄昏》中找到。作为一名卓越的“后现代解放”的吟游诗人，《空虚时代》和《短命帝国》的作者，里坡维特斯基认为，我们已经最终进入了后义务论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我们的行为已经从强制性的“无限责任”“戒律”和“绝对义务”中解脱出来。在我们这个时代中，自我牺牲的观念已经非法化了；没有人被激励或者愿意使自己达到道德的最高目标，并去守护这种道德价值观；政治家为乌托邦付出了代价，原来的理想主义者变得务实了。我们最普遍的口号就是：“不可越界！”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的时代，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仅仅被对宽容的需求所限制（当宽容与自我赞扬的和毫不犹豫的个人主义相结合时，可能仅仅表现为冷漠）。“后义务”的时代仅仅承认一种发育最不完全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根据里坡维特斯基的观点，这是一种全新的情形，他劝告我们应去欢迎它的到来，并且对随之而来的自由应感到欣喜。